民间借贷领域的风险暴露，不仅会破坏当地的信用环境，短时间内难以恢复，还由于涉案金额巨大、担保链冗长，存在着向正规金融体系传导的隐患，并在一定程度上掣肘房地产市场调控与能源体制改革。这也是监管部门屡屡强调要防范住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原因。
继“房姐”引发陕西神木民间借贷危机浮出水面后，近日山西柳林也被媒体曝光，出现了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从温州吴英到鄂尔多斯苏叶女，从江苏泗洪县到神木再到柳林，这些“小城”爆发的民间集资案件既让人触目惊心，又似乎预示着民间借贷风险暴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仍未停滞。
从已经曝出的案件来看，有一个明显的轨迹，就是民间借贷的投资方向大都从煤炭行业起步，然后发展到房地产，集资的初衷是为了房产、煤炭等领域的暴利诱惑，而之所以发生债务危机，也是缘于这些经济领域的调整。
虽然各地已经在积极引导民间资金向实业回归，进入到垄断基础性行业，为囿集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民间资金“泄洪”，但是已经卷入到非法集资、高利贷漩涡的许多资金却难以抽身。过去几年煤炭、房产价格上涨中，巨额民间资金的逐利冲动，已经催生了庞大的民间借贷网络，许多小城兴起了民间集资潮。这些网络往往涉及到许多普通居民，牵涉面之广难以估计，甚至出现了“全民放贷”的倾向。比如说曾被称为“放贷之城”的温州，又比如泗洪县，许多乡镇农民的资金也流入到“爪王”手中。一些民间借贷资金链正处于拆东墙补西墙的困境中，未来还可能会进入一个集中爆发期。
从资金链断裂的导火索来看，山西柳林与陕西神木如出一辙。去年，由于经济形势下滑，煤炭市场需求不足，导致价格大幅缩水，许多地区的煤炭企业销售不畅，甚至陷入了生存困境。值得关注的是，此时既可能会引发高利贷风险的大规模暴露，同时一些面临资金难题的煤老板们，也不惜高息举债以渡过难关，反而会触发新的民间集资潮，有可能会埋下新一轮民间借贷危机爆发的“种子”。
民间借贷崩盘，下一个会是谁？由于煤炭和房地产行业是民间融资资金的主要流向，因此对于一些因煤而富的城市以及房价泡沫较大的三四线城市，尤其应当关注风险。据统计，神木法院受理的借贷纠纷案件已从2008年的251件上升到2012年截至9月的1656件。而来自温州市中院的数据显示，2012年该市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案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25904件，案件标的总额为462.62亿元，分别同比上升86.98%和553.6%。
这些涉及到资产炒作、价格套利的民间融资行为蕴含着巨大风险。之前鄂尔多斯民间借贷风险爆发、温州的“跑路潮”，与房地产市场的大幅降温不无关系。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已部署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不排除未来房价还会大幅调整。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深化煤炭领域改革，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随着改革深入推进，能源价格将更为理顺。而且随着经济形势的复杂化，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资源和资产价格很可能会波动，套利空间也会缩小，既支撑不了高利贷的暴利诉求，也会因为市场和价格的巨变，带来民间借贷违约风险。而历史经验表明，经济一旦出现波动，首先刺破的就是虚拟经济泡沫。当前不少地区房价又开始反弹，部分民间借贷资金又蠢蠢欲动，必须防范拥有多个户口的“房姐”们钻政策的漏洞。
民间借贷领域的风险暴露，不仅会破坏当地的信用环境，短时间内难以恢复，还由于涉案金额巨大、担保链冗长，存在着向正规金融体系传导的隐患，并在一定程度上掣肘房地产市场调控与能源体制改革。这也是监管部门屡屡强调要防范住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原因。
在一些民间借贷活跃的地区，民间融资行为已经出现了组织化、职业化、中介化的新特征，并且已具有经营的实质。由于缺乏投资经验和风险观念，许多放贷人只看到高额利息的诱惑，在利益驱动下作出选择，而忽视了背后的巨大风险，为非法集资、高利贷等违规违法行为留下了空子。而且，由于长期以来缺乏监管和风险防控机制，这一领域出现了无序运行的状态，导致风险出现后不能及时堵塞危机的蔓延。
目前许多地区已经在试图通过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来减少债务违约上升的势头。比如，温州市成立了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还率先全面设立了金融审判庭。据了解，该市今后还将建立金融监管和金融审判联席机制，力图通过司法手段保障民间金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