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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政和精准扶贫 不是简单放贷款

      

到达甘肃省临夏和政县时,正值初夏,这里却下起了小雪。

和政县是2009年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银监会定点帮扶对象,来这里挂职第一书记的宋灿告诉记者,下雪并不是啥稀奇事,“甘肃的几个贫困县环境都比较恶劣,气候多变。年年有冰雹,今年特别大。”

 

“第一书记”到村里

宋灿是甘肃省和政县新庄乡奋斗村的“第一书记”,去年8月,他从北京来到这里,从银监会一名工作人员,转型为当地的“大管家”。

宋灿来这里,主要任务是扶贫。当地多半是山地,农民靠天吃饭,一个人一亩多地,一家人四五亩地。恶劣的自然条件,加上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让这里成了甘肃省脱贫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

谈起金融支持,宋灿深有体会,“农户贷不到款,政府急着贷,银行不敢贷。对于扶贫工作,每一方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2015年,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767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6.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936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0.7%。

 

小羊圈的大变化

“三农”发展慢,慢在资金少;“三农”贷款难,难在缺担保。

面对资金来源问题,甘肃省银监局围绕“双联”行动、“1236”扶贫攻坚行动、“1+17”精准扶贫方案,积极引领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深入开展“金融扶贫攻坚行动”。

和政县大学生兴农养殖营销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胜强和其他三个朋友在2012年办起了小厂子,“都说牛羊肉前景好,我们就每人出两万元支起摊子,没想到8万元很快就花完了。”现金流出了问题怎么办?杨胜强想到当地农行和政府正在宣传的“双联惠农贷款”。

追溯到2012年,当时,农行甘肃分行与省财政厅合作,创新推出了配合省委“双联”行动的专属产品——双联惠农贷款。由省级财政为贷款提供贴息,农行提供基准利率贷款。计划从当年起,连续5年每年安排6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支持“双联”行动中58个贫困县、8790个贫困村的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生产。

对于杨胜强来说,农业银行的无抵押贷款给了他们很大帮助。“过去我们想贷款,人家都会说 ‘娃娃贷什么款’,一句话就把我们拒绝了。”杨胜强向周围人介绍,2014年,他们从农行拿到70万元双联贷款。这笔资金让杨胜强建起了标准化羊舍,规模化养殖、经营。时隔5年,合作社从当初的50多只羊发展到现在的709只,资产也达到600多万元。

不仅在规模上持续扩大,杨胜强的合作社还从单一养羊,逐步转型为“互联网+农业”的新模式,摸索着把自己的羊放到阿里巴巴、一号店、京东等网络平台上去卖,拓展销路。同时选择农行的电商平台——四融平台。“今年春节开始做的,羊腿在平台上销售得特别好。”

 

政府给银行做“靠山”

在发放贷款的过程中,安全性自然是银行考量的关键问题。农行和政县支行行长马忠明告诉记者,发放贷款之前,由村里的干部、乡长、县上担保公司、农行一起,挨家挨户进行调查。“县政府了解大面上的情况,当地村干部又熟悉个人,加上农行的金融专业背景,一起把基础工作做好,把好风险防控第一道关,后期的工作就好做了。”

据了解,2015年,甘肃银监局组织开展了对全省15895个行政村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布局、业务开展情况的摸底,全面掌握了解贫困农户融资需求,为制定科学机构发展规划、推进普惠金融奠定了坚实基础。根据贫困户的实际金融需求,制定出台《关于加快基层银行发展提高金融服务能力的指导意见》,推动完善基层网点建设、提升基层银行金融服务水平,引导信贷资源向基层和金融服务薄弱环节覆盖。

马忠明告诉记者,像杨胜强这样的企业农行支持了很多家。“双联贷款80%针对的是年收入5万元以下的农户,20%是合作社加农户的规模种植。目前甘肃省农行已累计为4600户发放3.5亿元贷款。据了解,该产品上线3年还未出现不良贷款。

“力争让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贷到款。”临洮县县委书记石琳向记者透露,目前县财政70%的资金要用于扶贫。

 

扶贫攻坚还需“回头看”

目前,除了农行等商业银行参与外,国开行等政策性银行以及当地商业银行,共同建立起多层次、差异化的金融体系,推动甘肃省金融扶贫取得初步进展。

甘肃银监局副局长柳楼向记者介绍,截至2016年3月末,甘肃全省58个集中连片贫困县贷款余额4147亿元,同比增长29.8%,高于全省贷款平均增速8个百分点,是全省贷款平均增速的1.37倍。

宋灿也介绍说,去年年初,奋斗村还有221户贫困户,贫困比例高达59%。至年底,该村所有人收入达到2855元的国家脱贫标准,整体脱贫。

人们都说脱贫难,但宋灿认为致富更难,“需要稳定可持续的产业,需要更多金融创新,需要政府投入巨大的精力。”在他看来,目前各地都在探索合适的模式,“可持续”是关键。

另外,宋灿还有一个感受,就是金融扶贫远远不止给贷款。“不少老乡甚至问我,贷款是不是白给的、是不是不用还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去年,宋灿组织开展送金融知识下乡活动,联系了10家银行和村民进行面对面交流,宣传扶贫贷款、小额信贷、非法集资等。“农民的信用意识需要逐步培养,这对于金融风险控制大有裨益。”宋灿说。

对此,石琳同样深有体会,他认为必须加大土地流转,提高农业效率,给农民长久致富打下基础。另外,农村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亟待加强,完善农村发展根基。

宋灿也坦承,政策要落地不可能十全十美,扶贫道路上必须一直“回头看”。“怎样扶贫,怎样致富,怎样发展产业,怎样实现可持续发展,都需要我们一边走一边想。很多想法都很好,但还在摸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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